我家的木板房是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用80斤糯米粉从一户村民家购买的旧房子。房屋外面的主体墙是用青砖砌的，屋顶盖的青瓦，屋内的干墙和二楼全部是用杉木板隔成的。

木板房占地面积不到70平方米，我们家有五兄妹，平时父亲在外工作，我和母亲、姐姐住一楼，三个哥哥住二楼。周末，父亲回来了姐姐就只能到邻居家去搭铺。

70年代初，村里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我们几兄妹都只能挤在木板房里，共用一盏煤油灯写作业。母亲陪在旁边，借着微弱的灯光纳鞋底、做针线活。

有时晴天，晚上月光大，村里的小伙伴在外面玩耍，吹口哨叫我们出去玩。哥哥们胆子大些，匆匆写完作业，趁母亲不注意就溜出去了。我年纪最小，母亲盯得紧，心里痒痒的，也不敢出去玩。只有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了，母亲才会让我们出去玩一会儿。

母亲是个“文盲教育家”，她虽然从未上学读过书，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经常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上。你们要好好读书，知识装在自己脑子里，别人是抢不走的。”

她最懂得赏识教育，在人前总是夸奖、表扬我们，在家里却要求非常严格。每次我们在学校得了奖状，母亲都会把奖状贴到木板房里最显眼的墙壁上。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拿回了“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两张奖状。母亲非常高兴，那天中午她悄悄地在我碗里藏了一个煮熟的鸡蛋。

随着我们五兄妹的长大，我家的木板房显得越来越拥挤。

一年春节，村里的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大哥演《智取威虎山》的男主，大嫂演女主，俩人暗生情愫，大哥就想结婚了。

大哥大嫂是在木板房里结婚的。母亲节俭，只请了几个主要亲戚和生产队里的邻居，摆了6桌酒席。当年的农历十月，大嫂就在木板房里生下了一个男孩。

木板房里最热闹、最令人难忘的是1979年的春节。那年大叔刚从长春部队转业，被安置到百货站工作。

大叔是抗美援朝当兵出去的，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那时他是侦察连长，荣立了二等功。在村里人的眼里，大叔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听说大叔一家要回来过年，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准备了丰盛的年货，杀好了年猪。我们几兄妹更是兴高采烈，逢人就说“我大叔要回来了”。那时候，大叔就是我们崇拜的英雄。

在临武工作的小叔一家，也提前回来了。大年三十下午，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村里的晒谷坪，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我们一家人早早地出来等候。大叔穿着一套崭新的军装，英俊潇洒，只见他从容地从车上走下来，挥手跟乡亲们打招呼。

大哥赶紧点燃鞭炮，村里的邻居们也都纷纷燃放鞭炮迎接。一时间，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整个小山村热闹非凡。

大家把大叔一家人簇拥到木板房里，母亲已经泡好茶，摆好了糖果瓜子。大叔一边喝茶，一边和大家聊家常，了解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那年我才12岁，看见大叔有些害羞、不敢靠近，只能坐在门角落里偷偷地看他。待村里人都离开后，父亲才把我们几兄妹介绍给大叔。

那晚的年夜饭，是父亲和小叔亲自下厨的，做了十几道硬菜，鸡鸭鱼肉样样齐全。为了让全家人团聚坐在一起，父亲在木板房里摆了一个长方形围桌，全家19口人团年，欢声笑语从未间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正月初三吃完早饭，大叔一家就要走了。大家心情沉重，依依不舍，我躲在门后面轻轻地哭泣。汽车开动后，我一边哭，一边跟着二哥和三哥追着汽车跑，直到汽车加速离开后才停下来。

正月初六，小叔一家也回临武去了,木板房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国家恢复高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们几兄妹都有了考学、考干的机会，陆续离开了木板房，走出了小山村，外出求学和工作，融入了时代的洪流，见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如今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座承载我儿时欢乐、记载我成长足迹的木板房，成为我心中对家乡最美好的记忆。

文 |　顾晓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