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至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没有打算进行太远的长途跋涉。10月中旬，大约8.6万名红军将士从瑞金、于都一带出发西进。但在转移途中，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中央红军多次改变落脚点，最终选定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战略远征。那么，红军为何选中陕北作为长征的终点？
二万五千里长征，实则是一场边走边调整方向的战略转移。而落脚地的抉择，关乎革命存续与民族前途。长征路上，党中央先后规划过多处落脚建设根据地的区域：先是想去湘西，后来考虑过川黔边、川西，还考虑过川陕甘。几番调整方向，最后才确定去陕北。这个选择不是临时决断，而是综合群众基础、敌我局势、抗日大局、统战前景等多重现实条件，反复权衡、考量后得出的最优方案。
湘西、川黔边、川西走不通
长征最初方向是湘西。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强渡湘江，与前来围堵的敌军苦战数日，损失极大。出发时8万余人，战后锐减至3万多人。这时候，蒋介石还在湘西方向布下重兵，等着红军往里钻。当年12月，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不去湘西，改去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接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又进一步把方向确定了下来。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由此确立。再往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方针，打算在川陕甘一带开辟根据地。可这时候张国焘执意南下，和中央分道扬镳。党中央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总方针，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穿过茫茫草地，攻下了天险腊子口。
至于川黔边、川西这些地方，因根据地开辟不久，群众工作还没全面铺开，基础单薄，担不起“革命新根据地”的重任。而且，这些地方起初看似敌人兵力不多，可只要红军主力一进去，蒋介石马上就会派嫡系部队增援。1935年1月红军进贵州没几天，国民党第二兵团就跟着到了，敌人兵力一下子翻了一倍，红军能活动的空间立刻被压缩。后有追兵，根据地又扎不下根，这条路自然走不通。
陕北拥有稳固、深厚的群众根基
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从1928年渭华起义算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将近8年，先后建成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1935年2月，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成立，将这两块地方连成完整的陕甘根据地。根据地范围覆盖20多个县，上百万群众长期受土地革命影响，真心拥护红军。
1935年9月，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人从缴获的《大公报》等旧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军和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事实上，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先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合。同时，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向中央详细介绍了陕北的情况。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当过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报纸上的消息和贾拓夫的汇报互相印证，党中央决定向陕北进发。
陕北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里驻守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以及马家军这些地方军阀。他们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消耗自己的实力而替蒋介石“剿共”——张学良想保存兵力，等着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担心中央军借“剿共”的名义侵占陕西的地盘；阎锡山守着自己的山西，严防外人进来；马家军只管宁夏那一亩三分地。他们互相牵制，很难联手。再加上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机械化部队施展不开，这种地形反而更有利于红军打游击、来回周旋。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很快与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师，同年11月又打胜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巩固扩大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陕北地处抗日前沿，便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步蚕食华北，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集中重兵“剿共”，不肯全力对付外敌。长征不只是单纯地转移，更是一次向北挺进、靠近抗日前线的行动。在考虑过的所有落脚点中，只有陕北紧挨着华北抗日前线，这一位置具有极大优势。红军在陕北扎根，既能直接组织人马奔赴华北对日作战，又能以陕北为枢纽，一步步向华北、向敌后延伸，成片建立抗日根据地。陕北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东南富庶地区很远，双方军事冲突可以适当缓和，红军可以从容休整队伍、扩充力量，同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号召。
蒋介石一直以“红军流窜、扰害后方”为借口，掩盖自己穷兵黩武、内战不停的行径。红军进驻陕北，直接面对华北抗日前线，用实际行动戳穿了这些谎言，也让全国老百姓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陕北驻扎着东北军、西北军，这两支队伍的将士大多背负着深重的家国之痛——故乡沦陷、流落在外，抗日愿望非常强烈。党中央在陕北主动与这两军将领联系，讲明联合抗日的大道理，双方距离一点点拉近，最终促成了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若是红军落脚在川黔、川西这些远离华北的地方，就很难和东北军、西北军深交，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也就更难推动。
1935年9月，党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同年10月，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万里长征就此落下帷幕。这片群众基础扎实、敌人力量分散、地处抗日最前线的红色土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发展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