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在近百年的中国史上,“孙中山”是个响亮的名字。但是,如果按照查户口、查档案的方式去查找,结论却是“查无此人”。
众所周知,孙中山本名孙文。孙文这名字的来历清清楚楚:1866年旧历十月初六,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孙达成喜得第二子。根据中国传统,添男丁要续入宗谱,孙达成二子的谱名是“德明”;孩子一般要有乳名,德明的乳名是“帝象”;稍大后入学要有学名,帝象的学名是“孙文”。同样根据中国传统,读书人不但要有名,而且要有字,孙文的字是“日新”,后来改为“逸仙”。后来,孙文游走于世界各地,进行秘密活动,所以有了许多化名,如:高野长雄、艾斯高野、陈文、高达生、杜家诺、阿罗哈……但在他使用的全部化名中,并无“孙中山”这个名字。与“中山”二字沾边的化名有两个:“中山樵”和“中山二郎”。
那么,“孙中山”这名字从何而来?其实,它是由章士钊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那是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当时一大批青年云集上海,许多人都有了革命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知道唐才常,而且知道章太炎和吴稚晖,却不知道孙文是何许人。章士钊曾经回忆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挈于孙先生。吾之所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汶’,不多几许。”其实不仅国内如此,就是革命者云集的日本东京,情况也是如此。章太炎曾经回忆他在东京与孙文见面时的情形:“那时留学诸公,与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章士钊知道了孙文。在湖北人王侃叔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的一封信,“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笔迹雄伟,吾甚骇异”。孙文竟然能写长达几百字的信!这事实改变了章士钊对孙文的想象,因而开始关注他。日本人宫崎寅藏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三十三年之梦》的回忆录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作者与孙文的来往,透露了孙文的许多活动。读过之后,章士钊把书中有关孙文的部分翻译出来并加以发挥,编成一本名为《孙逸仙》的小册子出版,署名“黄中黄”,并请章太炎作了序。该书出版之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当时那些向往革命的人们希望看到革命者的传记。所以,虽然这本书内容并不确切,既有宫崎寅藏的艺术加工,也有孙文的自我虚构,还有章士钊的添油加醋,但由于当时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革命的热切向往,当时并不挑剔,哪怕是完全虚构一个革命领袖,也会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本书,孙中山很快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并且得以成为同盟会的盟主。
“孙中山”这名字最先就出现于这本书。宫崎的书中说到孙文,屡屡使用他在日本用的化名“中山樵”。作为翻译者,章士钊“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个响亮的名字,就这样造出来了。
最初听人说“孙中山先生”时,孙文未必不迷惑,但知道那是对他的称呼,并不更正,再后来就习惯了这称呼。当然,默认这个名字,还因为这名字已经是人们敬仰的对象,而孙文并不为人所知。这种情况让人无奈,似乎是随意写一个名字,贴到了座位上,然后等你对号入座,入座还是不入座?孙文的选择是没有辩解,直接坐上了“孙中山”的位子。
然而,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别人虽然称他“孙中山”,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无论是文件和书信,还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的文书和电报,包括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言,署名都是“孙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书应该用他的本名孙文,而不应该用他本人未曾使用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