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熊十力的孤寂
发布时间:2024-07-01编辑:湘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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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文


1950年,熊十力在郭沫若的亲自关怀下,回到了他曾经任教的北京大学,工资定为最高级别,并住进了离校不远的一座环境幽雅的小型四合院。对于这些安排,熊十力深感称心如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兴奋之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表明他常常有一种难言的孤寂感。

熊十力这种孤寂感,无疑应是一种学术上的孤独感。他从到北大任教开始,一直都是教授和研究唯识学。唯识学系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主张“一切以心识为本”。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很高,1919年,就经梁漱溟的推荐,到南京拜欧阳竟无为师,对此进行研修。他像一个苦苦修行的僧人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与思考上。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后,不是读经,就是写作,从不耽误。两年多时间,他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超凡的记忆能力,将纷繁复杂、浩如烟海、晦涩难懂的佛教经书全都钻研了一遍,并完成了《唯识学概论》初稿的写作。1922年,到北大担任讲师后,随着教学的推进、体会的增多,他将已经成书的《唯识学概论》推倒重来,重新整理出一本《新唯识学》讲义。经他的努力,这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一度创造了一旦开讲,座无虚席,一连三四个小时无人退场。同时,引来一大批的青年才俊加入其研修行列,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唯识学毕竟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无疑不可能再成为哲学系的主流课程,上门与他学习讨论这一学问的人必然减少。

对熊十力这样的著名学者,其实,国家是有计划帮助其进行学术转型的,特增补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亦有意邀请他做会员,但他提出了两个苛刻的条件:一是不参加会议,二是不改造思想。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明确表示只“开幕到,照相到,闭幕到”,其它时间由他自行安排,且依旧保持一副清末民初的装束,戴着一顶爪皮帽。此举常引起众人关注。但后来,他有所变化,开始认真研读工作报告,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总理得知后,尤为高兴。于是,两位领导人先后购买了毛泽东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以及线装本《毛泽东选集》送他。目的是想让他尽快实现学术思想的转变。但他最终却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过程,重构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体系。

由于长期从事唯识学的教学,熊十力不仅有很多学生,还有不少入室弟子。这些弟子过去始终围绕在他的身边,充当着多重角色。他从山东办学返回北京不久,便由高赞非帮助料理生活,与梁漱溟及其学生居住在一起。接着因病南下休养,张立民一路陪护在他的身旁,为其打针熬药。抗日战争期间,刘松纯与他一起化装成商人从北京逃出,辗转经湖北到达四川乐山。接受马一浮的邀请后,在复性书院任教,又有张立民、李渊庭与他在一起。抗战胜利后,他又接收了吴伯林为弟子,两人一起吃住。而且,往往他住在哪里,弟子和学生便云集到哪里,家里门庭若市。由于他不抽烟,不喝洒,连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也不吃,大家来了,就是一起谈论学问。这成为他最大的快乐。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弟子和学生,有的转型进入了其他的学术领域,有的从此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有的则离开了中国大陆。最让他伤感的是,最为得意的三大弟子后来成新儒学代表人物的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的出走香港、台湾。他为劝说他们不要离开大陆,曾与徐复观还闹到了要断绝师生关系的地步。由于这些变化,加上学术上没有转型,像以前一样与他一起讨论学问的学生变得寥寥无几。这种反差,成为他孤寂感产生最为直接的原因。

进入古稀之年后,熊十力辞去了北大教授一职,搬迁到上海与儿子一家居住。市长陈毅得知后,迅速派人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让他搬进了一栋宽敞明亮的花园式小楼。陈毅是一位儒雅之士,经常上门看望熊老先生,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政治、经济、哲学、诗词,无所不谈,相当投机。陈毅还经常把熊十力请到自己家里做客。性格直爽的熊十力,也总是有请必到,由衷高兴,回家后又少不了手舞足蹈、绘声绘色描述一番在陈毅家作客的情况。当得知熊十力感到十分孤寂,无人与他谈论学问,怕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后,陈毅在一次高校会上,特意这么说:“听说有些人连熊十力那里也不愿意去了,这很不好。熊十力先生才高八斗,其学问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国宝。你们要大胆地向他问学请教,不要怕这怕那,也不要怕别人说是封建迷信。”这番话,很快便传到了熊十力的耳中,他非常感动,老泪纵横地说:“知我者,陈毅也!”也正是陈毅的关心,让熊十力在晚年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安慰。

其实,从冯友兰、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实践来看,在当时实现学术转型也并非不可能。冯友兰早年信仰新实在主义,通过与朱程理学结合,构建了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时代变革的步伐,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报名参加土改运动。他站在新的立场上,对自己过去的新理学思想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行认真的反思,开始新的探索,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论文。对这些论文,他曾明确表示,“都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过程中习作,其中有的还受到过同志们的批评。”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他着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一册一册地完成,最后留下一部共七册上百万字的哲学巨著。朱光潜亦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学习俄语,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决心“否定旧我,铸就新我”。他以新思想为指导,翻译、著述了不少经典的美学著作,与宗白华并称为中国“美学双峰”。

当然,新中国成立时,熊十力已经65岁了,比冯友兰、朱光潜大了十岁左右,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这样一位长者。但他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高、名气有多大,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融入历史发展的大潮,也就难免不会让自己孤立起来,最终难有更多新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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