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南京危急。

作为当时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毅然踏上西迁之路——科研工作者们怀揣着中国现代学术的火种，从战火纷飞的南京辗转而来。

长沙，这座历经楚文化浸润的古城，在民族危亡之际，悄然成为研究院西迁路上的一个港湾，见证了一段“以笔为枪、以纸为盾”的文脉坚守史。

湖南圣经学校历史全景图。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部分研究所南迁长沙驻留时，曾共用湖南圣经学校。资料图

驻留长沙

搭建临时科研堡垒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平原迅速沦陷，日军铁蹄沿津浦线、平汉线向南推进，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陷入“朝不保夕”的危机。

彼时的研究院，已聚集中国现代科研的核心力量——史语所藏有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等国之瑰宝，化学所、工程所拥有战时急需的精密实验设备，气象所、社会科学所积累着关乎民生与国防的重要数据。

若南京沦陷，这些凝聚数十年心血的学术成果恐遭损毁或掠夺，中国现代学术根基或将就此断裂。“保住科研火种，就是保住民族未来”成为研究院上下的共识，西迁避战、异地续研，已是刻不容缓的选择。

而在诸多备选迁址中，长沙成为研究院西迁的第一站绝非偶然。

1937年秋冬的长沙，远离日军主要进攻线路，北有洞庭湖阻隔，南有幕阜山、罗霄山脉屏障，短期内不易遭战火直接冲击。长沙作为华中重要枢纽，方便大型仪器与文献运输。此外，当时的地方政府大力协调借址事宜，还积极协助师生的安置工作，能快速搭建起“临时科研堡垒”。

研究院的搬迁并非“一锅端”，而是根据各所物资特点制定分类运输方案，从1937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批次完成核心人员与物资向长沙的转移。

1937年9月，随着首批工作人员和公物抵达长沙，研究院开始借湖南圣经学校作为临时驻地，将教室改造为实验室，把走廊隔成办公室，迅速搭建起“长沙工作站”。

但很快因房屋不敷分配，研究院又在衡山南岳设立工作分站，形成两地联动的科研布局。

主动抱团

学术研究艰难持续

尽管迁徙、安身极为艰难，但研究院的学者们仍没有放下学术研究，只要稍微安定就伏案疾书，或奔赴厂矿调研，在颠沛流离中仍将主要时间用于工作和研究。

气象所的观测员每天爬上湖南圣经学校的屋顶，将长沙的气温、风向、云量一一记录，再通过无线电发往重庆、昆明等地的军事指挥部。在战机导航技术有限的年代，气象所曾多次帮助中方战机避开日军空袭。

长沙城郊居民因战乱导致饮水困难，工程所的研究人员设计出简易供水系统，并在农户中广泛推广。他们还帮助农户改良传统农具，使农户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耕作效率提升近三成。

研究院与同期迁湘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主动“抱团”，两所机构共享图书资料，科研人员走进大学课堂授课，大学生也常到工作站参与辅助研究。在湖南圣经学校的院子里，时常能看到教授们围着一张木桌讨论学术，学生们在墙角整理文献，炮火下的“学术共同体”，成为长沙城内一道特殊的风景。

抗战时期，是纯粹科学的寒冬。但研究院在战火中西迁，让当时这一机构的学术研究得以延续。正如时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所说：“我们目前的责任，便是准备好优良的种子细心地加以栽培维护，不使它遭受任何损害静待着和煦的春风。”

学术接力

从湘江之畔到滇池之滨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沿长江流域与粤汉铁路向南快速推进，逼近武汉。作为长沙北向重要屏障的武汉若失陷，长沙将从“后方缓冲地”变为“前线边缘”。

从当时的防空报告中得知，1938年1月至4月，日军飞机对长沙的空袭频次从每月2次至3次增至每月8次至10次，韭菜园、小吴门等研究院驻地周边多次出现炸弹落点，史语所存放甲骨的临时库房曾因震动导致木箱移位，“临时科研堡垒”已无安全可言。

研究院自西迁之初就明确“长沙只是中转站，非最终目的地”。1938年1月，研究院总办事处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会商后认定，西南的云南、四川等地远离日军主要进攻线路，且有横断山脉、长江三峡等地理屏障，更适合作为长期科研基地。

为避免重蹈南京仓促撤离的覆辙，研究院决定在长沙尚可控的情况下，提前启动向西南的转移，确保人员、文物、仪器能在战火蔓延前安全撤离，为中国现代学术保留长远存续的根基。

1938年春节刚过，史语所团队率先启程。到这年5月，各研究所全部撤离长沙，实现了“人员无伤亡、资料无丢失、仪器基本完好”的目标。

从湘江之畔到滇池之滨，这些从长沙出发的科研火种，在西南边陲续写着学术传奇：史语所在昆明完成《居延汉简甲乙编》，让沉睡千年的汉简“开口说话”；化学所在重庆研发出抗战急需的炸药原料，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援；气象所在李庄建立起覆盖西南的气象观测网，为后方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如今，长沙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的旧址上，还留存着当年的石阶与窗台，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仿佛还能看到当年研究人员伏案工作的身影。

岁月流转，文脉永存。那段在烽火中坚守的岁月，早已融入长沙的城市记忆，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精神坐标——文脉的传承不只在太平盛世，更在山河破碎时的挺身而出；学术的力量也不只在实验室里，更在民族危亡时的坚守与担当。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易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