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
蔡锷论文学
发布时间:2023-04-03编辑:湘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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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华


蔡锷并非以文学立身,大半生戎马倥偬、政务繁剧,然横槊赋诗、下马论文,多有精彩篇章、独到见解,不让专业人士。

1901年元旦,流亡日本的蔡锷在《清议报》发表《小说之势力》,文章不足500字,却颇为引人注目,开篇就指出小说的重大影响:

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燕代名翁》(小说名)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英磅(镑)。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留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行于时矣。

夫以《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尚足使百世之下,作历史观之,推崇其人,脍炙其人。且不独孚信于人民,即朝廷亦著为典则,以崇祀之。不独国内如之,即旅居异域者亦如之。吁!亦奇矣。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

刚年满18岁的蔡锷,自然还没有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对于中国小说的感受基本来自宝庆民间的祁剧、花鼓戏、渔鼓、说书等,但他看到了中西小说在立意、作者身份、社会效果方面的差异:中国小说是消闲读物,多是失意文人所为;欧美小说是公卿硕儒察天下大势、鉴古知今、醒齐民、励众庶之作。言下之意,他认为应该向外国学习以改革中国小说。在其他文章,蔡锷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百万之人民,当国破主辱之日、满目惨凄其之时,而剧场业之盛尤过于昔,《三国》《水浒》之演唱依然如常,可见旧文学毒害之深;读拿破仑传奇故事,联想起项羽垓下之围,激发无限慷慨悲壮情怀。受到阅读量和人生经历的局限,蔡锷的小说观念有所偏颇,思想批评压倒了审美批评,对欧美小说评价过高,对中国小说评价偏低,但总体上抓住了中西小说的主要特征,具有明显的革命性,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声音,只是未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1902年初,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指出:如今汉民族堕落败坏不堪之极,原因在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等方面。其实,大多都涉及广义的文学,包括戏剧、诗词、小说、歌曲等。一系列鲜明的中外对比,读来发人深省。蔡锷认为:读《出师表》,则忠义之心油然以生;读《哀江南》,则起亡国之悲痛;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当务之急,就是要提倡这种激发忠义气节、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要追求类如“不斩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之诗词,要改造“非佳人即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即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的旧小说,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之目的。

蔡锷的诗文多是慷慨激昂、促人奋进之作。游记《视察广西道路记》20篇,全部从军事视角出发,立意不在观赏风景、咏怀古迹,而在于观察山川关隘地理形势的战略地位、军事价值等,情感内敛,文字简短干净,无一多余字,极力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不少类似的微型游记,蔡锷显然受到了启发和影响。

《登岳麓山》:云树苍苍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时为1905年春,还不满23岁的蔡锷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湖南武备学堂教习,雄姿英发,深得青年学员爱戴,闲暇时登岳麓山并赋诗抒怀,满纸豪迈气息。

《题雪山关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作于四川讨袁途中,切合情境,豪情逼人,洵为名作。

蔡锷的文学观念并不简单僵化,而是丰富发展的。1908年末或1909年初,蔡锷从广西致函曾广轼:“《玉溪生集》原非急物,既市贾居奇,索性不买为佳。”可见蔡锷喜读李商隐的诗,且计划购买以进一步研习。李商隐的诗立意高远、美丽而忧伤、悲凉沉郁,尤其是咏史诗洞察兴亡、熔裁古今、哲理深刻,对蔡锷影响较大。蔡锷也有部分婉转凄清之作:“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高楼独坐写忧思,吹破江城笛一枝。竹外月明风露冷,纸窗灯火忆儿时”。其咏史诗《杂感(十首)》,以朝鲜和越南亡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为题材,对史鉴今、借古讽今,既沉痛深刻又锋芒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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