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

1920年4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共产党问题。之后，李介绍他去上海见陈独秀。

同年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他早在1919年7月于国内发表文章就表达了建党思想。他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后，谈的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他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亭子间，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劭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陈望道、沈玄庐等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任书记。8月12日，维经斯基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李达后来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

11月，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赴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当时党的经费虽然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支付，但仍然比较困难。陈独秀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每月一百元的编辑费也不能按期支付。李汉俊写信要陈嘱咐新青年书社给一点经费，陈没有答应，于是他们闹了意见。1921年2月，李汉俊不肯再任代理书记，李达接手代理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一大。4月，李达与同样寄住在陈独秀寓所的王会悟结婚，他们由此成为建党伉俪。

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1920年11月7日，李达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分送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也是中共第一个党刊。

李达主编的这份刊物不仅名字就叫“共产党”，而且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这是一个旗帜鲜明而又石破天惊的政治取向。

1921年4月，李达与王会悟婚后搬出陈寓，租住在辅德里625号。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期，《共产党》月刊于4、5、6月出版了3、4、5号。而从第4号起，还改为半公开刊物，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停刊，共出6期。在北洋政府统治下，李达办这样一份刊物的困难可想而知。先是他所住陈独秀寓所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编辑部”，虽然婚后另租房子，但经费仍然没有保证，文章也不能署真名，文稿还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王会悟婚后协助李达办刊，包括抄写和校对文稿，邮寄刊物，为建党而办的《共产党》月刊也有王会悟的贡献。王会悟，浙江桐乡乌镇人，1918年到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在校期间，她拥护《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1919年，她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联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

《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报道国际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李达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以及同人的《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共产党》月刊还特别注意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不仅发表了李达本人的署名文章《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还发表了施存统《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月刊每期还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社评性《短言》。这些虽未署名但实为李达手笔的《短言》，对于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共产党》月刊刊载的文章涉及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初创期斗争的方方面面，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和进步学生、广大青年喜读的刊物，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这在当时一般书刊发行一二千册（份）的情况下，已经是了不起的发行量。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份刊物。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也注意到了这份刊物，写信向国内的毛泽东索要。1921年1月21日，毛给蔡回信称赞这份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4月，李达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了解各地党的发起活动。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这表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同李达商量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马林的建议，李达向长沙、汉口、北京、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写信，要求各派二位代表前来上海开会，并分别寄去200元路费。

李达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其兄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其时，李一家人去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着。

李达要王会悟帮助解决外地代表的食宿问题。王考虑伯尔路389号博文女子学校正放暑假，校内无人，安静又安全。她跟校长黄绍兰很熟，找到黄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来了上海，他们都是李达的朋友，托我租借女校校舍作为下榻处，于今女校放假，就请给个方便。”黄爽快地答应了。

7月23日，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全部到达上海。由于学校没有床铺，王会悟买了些芦席打地铺，好在正是夏天，反倒凉爽。当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寓所二楼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上海李达、李汉俊，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州陈公博，日本东京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参加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及尼科尔斯基出席会议。王会悟为会议服务，并担任警卫、放哨任务。

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公馆，向室内张望。王会悟问他干什么时，他含含糊糊地说：“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后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说完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于是，除李汉俊留下，代表们都赶紧离去了。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公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由于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事件，会议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家乡桐乡相邻的嘉兴去开，那儿有个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往返也比较方便。大家一致赞同她的意见，决定第二天就去。

7月31日一早，代表们跟着王会悟登车南下。从旅途安全考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是外国人怕引人注意而未去。王会悟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到嘉兴后，趁着大家吃饭休息的当儿，王会悟找到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请其帮忙租条游船。孔另境领着王会悟租了一条画舫。据王会悟回忆：当时准备雇条大船，但需提前一天预订，便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5元，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当时把钱付清。她特地在画舫中舱桌子上准备了麻将和酒菜，自己装扮成歌女，在画舫前舱放哨。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南湖这艘画舫上继续举行，讨论党章和工作方向，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和相应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因当时只有50多位党员，决定设中央局为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在陈独秀返沪以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

中共一大后，中央局机关就设在李达寓所，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此召开。李达寓所（今上海静安区成都北路7弄30号）如今已成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